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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惨剧发生
2002年11月25日下午3时30分许，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，在该区的一栋居民楼内，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：一位老汉竟将自己患病的亲生女儿活活砸死！报警者是杀人嫌疑犯的老伴！警车呼啸而至，刑警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案发现场，只见在一张凌乱的床上，一位骨瘦如柴的年轻女子倒在血泊中气绝身亡，脑浆四溢，其场面惨不忍睹！这时，屋内一位年逾六旬的老汉指着地上的一部沾满血迹的家用绞肉机，语气平静地对警察说：“杀人的就是我，我就是用它把我的女儿砸死的。她得了一种脏病，她不死，我们全家都得死，她死了，我们一家也解脱了！我这就跟你们走，是坐牢是枪毙，我都认了！”望着老汉被警察带上警车，老伴悲痛欲绝地嚎啕大哭：“天哪，这都是造的什么孽呀……”
这位老者的女儿究竟患了什么病？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老者残忍地将自己的亲身骨肉置于死地呢？2002年12月30日下午，笔者在警员的陪同下，在看守所采访了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余善林。
2. 天降灾难
今年63岁的余善林原是辽宁省大连市的一位退休工人，老伴曾在街办工厂干活。老两口膝下有两个女儿，余善林夫妇从小对她们就管教非常严格。两个女儿也非常懂事，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。
老两口最宠爱的是小女儿余丽，她比姐姐小两岁，从小聪明好学。念高中的时候，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名列前茅，还担任化学课代表。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她上大学是铁板钉钉的事。可出人意料的是，高考时她考砸了，仅以两分之差与她报考的那所名牌大学失之交臂！第二年高考，余丽输得更惨，她连大专都没有考上！
到了这一步，余丽对考学念书不再想了。她在大连市一家著名的星级酒店当了一名服务员。由于她自身的条件不错：1.72米的高挑苗条身材，容貌娇好，气质不俗，所以上班几天后，就被部门经理任命为礼仪小姐。
1996年底，余丽不顾父母的阻拦，跑到北京闯荡天下去了。一个人在外，余丽的父母对她的管教更加严格，每次余丽给家里打电话时，老两口总是叮嘱再三，要她不要被外面的风气带坏。余丽也经常给家里寄钱。
和所有的女孩一样，余丽也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情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通过朋友的介绍，余丽认识了一位公司的老板黎明。黎明对她展开了疯狂的追求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，他们恋爱、同居了。然而，时间一长，黎明的缺点便暴露了出来。在余丽看来，他太商业化，喜欢出风头。尤其令她不能容忍的是，黎明和其他的一些女孩关系暧昧。2000年的夏天，他们便分了手。余丽只身一人回到了大连。
从这年10月份开始，余丽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开始明显消瘦，并经常出现莫名其妙地发高烧。开始，余丽和父母都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得了肝炎，到医院去看病时，医院也误诊为肝炎。可一连打了三个月的吊瓶，余丽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，她的身体还经常出现疼痛感。女儿这究竟是怎么啦？最后，医生让他们带着女儿去做HIV血液检查。余善林夫妇第一次把可怕的艾滋病同自己的女儿联系起来，在他们看来，艾滋病是一种见不得人的脏病。
2001年5月，余丽的母亲还是陪着她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做了HIV血液检查。当“阳性（艾兹病）”这恶魔般可怕的字眼跳入她们的眼帘时，余丽和她的母亲当即晕厥过去…… 余丽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她的前男友黎明，竟然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！
老余夫妇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女儿得了艾滋病的结论，他们可是本分的人家，本分的闺女啊！他们心存侥幸地认为，一定是医院搞错了。老余揣着家里的全部积蓄4.2万元钱，亲自带着女儿到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求医。然而，诊断结论与大连友谊医院完全相同：HIV抗体阳性：艾滋病！犹如五雷轰顶，老余惊呆了。
3. 举债度日
然而，手里拿着权威部门的诊断结果，余善林渐渐冷静了下来。女儿是无辜的，自己的一家是无辜的。作为一家之主，余善林突然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。他“扑嗵”一声跪倒在专家的面前，老泪纵横地苦苦哀求道：“大夫，求求你救我女儿一命吧，求求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的病治好呀！”专家上前将老人搀起，非常同情地说：“艾滋病是世界性的医学难题，你女儿目前的这种情况，治好是不可能的。不过，最近国内刚研制成功一种新药，可以试一试，但价钱很贵，一般的家庭恐怕承担不起。”老余问：“贵到什么程度？”专家说：“差不多一年需要四五万元钱。”老余涨红了脸，沉默片刻之后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豁出去了，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给女儿治病！”
老余带着倾其全部家资买下的药物，领着女儿从北京回到了大连。可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余善林感到自己完全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。刚到楼门口，几个正在玩扑克的邻居关心地问他：“余师傅，小丽的病没有什么大碍吧？”本来邻里乡亲的在一起，只是好心地问问而已，但老余却觉得他们是别有用心，他最怕的就是女儿的病情泄露出去啊。听人家这么一问，他紧张得脸上的肌肉都凝固了，一辈子不曾撒过谎的他，此时却涨红着脸，支支吾吾地回答：“是……哦，是传染病，对，医院诊断是肝炎！”
从此，老余一家仿佛变成了地下工作者一样，处处谨慎小心。平时，余丽吃药剩下的药瓶和包装盒，老余都要经过认真的销毁处理，以免留下了蛛丝马迹。可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。有一次，老余出门去倒垃圾，见邻居的一个小孩跌倒了，便好心地上前把孩子扶起来。不料，孩子的妈妈像遇见瘟神一样，赶紧把孩子领回家，把孩子的衣服里里外外都脱下来，又是浸泡又是消毒，还不住地责骂孩子：“你怎么能让他去扶？见到他家的人，你为什么不躲得远一点儿？”一句句的骂声，像针一样刺得老余心尖淌血！
女儿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，体质和免疫力越来越差，感冒发烧越来越频，而且毫无食欲。作为父亲，面对着无辜的女儿变成了这样，他心如刀绞！既然女儿的病是治不好了，他惟一的希望，就是让女儿能多活几天。想到女儿从小喜欢吃猪肉白菜水饺，老余特意买来一部家用的绞肉机，隔三岔五地给她包饺子吃。然而，余丽的病情越来越重，渐渐地，她浑身疼痛难忍，不能行走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大小便都在床上。无奈，老余和老伴轮流值班，一天24小时照顾侍候女儿。
最要紧的是，老余家的财力告罄。女儿治病的花销像一个巨大的无底洞，而老余全家的生活费，全靠他每月800多元的退休金。他们不得不举债度日，四处借钱，债台一天天地高筑，却没有半点偿还能力，巨大的重压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
4. 不堪重负
2002年8月，余丽的病情恶化，眼看着女儿痛苦不堪地一夜夜惨叫不止，老两口咬了咬牙，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圈，凑足了去北京看病的1万元钱。他们选择了一个漆黑的晚上，把女儿偷偷地背下楼，打“的士”到火车站，连夜乘火车去了北京。第二天上午，他们来到了北京佑安医院感染性疾病科。住院检查后，医生告诉老两口，余丽的病已经到晚期，他们要有个思想准备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住院治疗已无意义，家里也实在拿不出这笔钱。老两口只好带着病弱不堪的女儿返回了大连。背着女儿上楼的时候，老余看到了一双双惊恐万状的眼睛，那一道道目光，像一把把锋利的锥子刺在他的背上！
老余的家，只有两间各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，老两口住一间，余丽和姐姐住一间。余丽的姐姐本来就左腿伤残，而且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，常年卧病在床。8月的大连，天气躁热，小屋子里没有通风设备，混合着一种腥臭难闻之味，余丽的身上生满褥疮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谁都知道，艾滋病人的血液和分泌物都是非常有传染力的。余丽的姐姐受不了了，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家暂住。
余丽的母亲像照顾初生的婴儿一样照顾着女儿，喂水喂饭，端屎端尿。她只想在女儿踏上黄泉路之前再尽可能多地给女儿一些关爱。然而，她患有很重的糖尿病，累得经常直不起腰来，自己的病情一天天加重。有一次她给女儿倒尿盆，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，头跌破了，污秽之物洒了她一身。
看着女儿生不如死的样子，看着老伴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，看着这个脏乱不堪的家，老余的心情越来越抑郁。由于借的钱多日还不上，一些家庭困难的债主纷纷催他还钱，老余只好躲在家里，足不出户。余丽姐姐寄住的那家远房亲戚也三天两头地打电话追问：小丽到底得了什么病？她姐姐什么时候能回去？现在家里儿子要娶媳妇实在没有地方了……
5.当屠刀代替亲情
一天，居委会的一位老太太把老余叫出门去，她非常不客气地说：“余师傅，我们接到了一封举报信，说你们家里常年住着一个艾滋病患者，可有这回事儿？”老余一听，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！两年多来，他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被人知道。他竭力摇头否认：“没……没有这事，根本没有这事！这纯粹是造谣！我女儿得的只是一般性的传染病！”“到底是什么传染病？”老太太紧紧追问。“是黄胆性肝炎！”老太太冷笑一声，板着面孔正告道：“余师傅，你跟我们可得讲实话呀，否则这件事要是被捅出去，非炸了马蜂窝不可！你想想，居民楼里两年多住着一个艾滋病患者……”
老余手脚冰凉，天晕地转，老太太后来说什么他没听见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。走进家他就泪流不止，绝望和恐惧之感紧紧包围着他。看来，纸是难以包住火了。他真不敢想，如果一旦女儿得病的事泄露出去，亲戚朋友邻居会用怎样的眼光看他们，自己、老伴、大女儿的后半辈子再也摆脱不了人们的鄙夷和厌恶了。老余深深地陷入极度的恐惧和忧虑中，整整三天三夜，他没有合眼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望着躺在床上女儿，老余的心在淌血！女儿无辜的，她在忍受疾病折磨的同时，还要承受人们的误解和歧视。可是谁叫她偏偏得上这种见不得人的脏病呢？她得病不仅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全家！“她不死，全家人都会被她拖累死！”
“与其这么痛苦地活着，不如死了好！”这些可怕的念头，一次次在他脑子里出现，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强烈，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，老余的精神终于崩溃了！
2002年11月25日15时30分许，被病痛折腾了一夜一天的女儿刚刚熟睡过去，老余的目光久久落在买来给女儿包饺子的那部绞肉机上，沉默多日的他积郁心中的极度恐惧变成了疯狂，瞬间如火山一样地爆发了！他突然抓起绞肉机向女儿的头部狠狠砸去。由于用力过猛，他砸偏了，女儿一下子痛醒了，惊愕地看着父亲说：“爸，你打我干什么？”老余愣了一下，不由分说，又向女儿头上狠狠砸去，女儿惨叫一声，倒在血泊中。听到声音老伴从里屋跑出来，死死地抱住老余：“小丽她爸，你……你不能啊……”可是她那里拦得住，疯狂至极的老余瞪着血红的眼睛，狠狠地举起绞肉机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向女儿的头部一下一下地砸去，连续砸了5下！
一个可怜无辜的生命，倒在了生身父亲的屠刀下。
扔下绞肉机，老余一下子瘫软在地上，喃喃地说：“老伴，我们从此解脱了！你去打电话报警吧，让警察来抓人，让防疫站来消毒……”
结束这次采访时，笔者的心情异常沉重：恐艾到了极至，父亲会向女儿举起屠刀。如此发人深省的案例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，也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。给艾滋病患者及其家人减少心理压力，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合作。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作家冰心的一段名言：“爱在右，同情在左，走在生命路的两旁。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。将这一径长途，点缀得香花迷漫，穿枝拂叶的行人，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，有泪可落，也不是悲凉。”是啊，爱是人类战胜疾病的伟大力量，给艾滋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多一分同情多一分爱吧。